很多人覺得論文很難寫，其實不會，只要你清楚自己的選題，收集好材料，一般就很容易了。以下是由查字典論文大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德布雷問題，希望對你有幫助，如果你喜歡，請繼續(xù)關注查字典范文大全。

二十世紀的法國，涌現(xiàn)出許多偉大的思想家，不但影響了西方世界，而且對中國也有深刻的影響。我們可以羅列出一長串名單：薩特、馬爾羅、羅布-格里耶、巴爾特、?？?、德里達、德勒茲、拉康、利科、布爾迪厄、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等。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對中國思想界發(fā)生了不同的作用。這里，我打算選擇一個目前在中國可能不知名、尚未被關注的法國作家德布雷(Regis Debray)作為一個論題。

德布雷的《教師，作家，名流：現(xiàn)代法國知識分子》(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在西方學術界是一本重要的討論知識分子的論著。我所以選擇他作為論題，旨在通過他的理論視野來透視中國知識分子問題。在汗牛充棟討論知識分子的著述中，德布雷的研究可謂獨樹一幟。用薩義德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多才多藝、足智多謀的法國知識分子"。[1]他是一個積極活躍的左派，50年代末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到哈瓦那大學任教，后因與格瓦拉的關系被玻利維亞當局判處30徒刑，服刑3年后回到法國。社會黨上臺后他又出任密特朗的顧問。所以薩義德說："這種獨特的際遇使他得以了解知識分子和體制之間的關系;此一關系從來不是固定的，總是在演變中，其復雜性有時令人吃驚。"[2]

如薩義德所述，德布雷的知識分子研究最著名的就是他深入討論了法國知識分子與制度的復雜關系。這一研究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當代知識工業(yè)和知識分子的制度化問題尤有參照價值，這是因為在中國面向現(xiàn)代化的艱難歷史進程中，制度化、專業(yè)化和媒介化作為一個必然趨勢，正在不斷地改變或塑造著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及其角色。透過這一獨特視角，我們可以瞥見一些知識分子角色的微妙轉變。

教師、作家、名流：法國知識分子的三步曲

德布雷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那就是現(xiàn)代社會制度的作用。恰如美國學者波衛(wèi)指出的：《教師，作家，名流》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成，以及他們與文化生產(chǎn)及知識-政治影響的各種力量復雜關系的一段歷史，一種理論，一種分析。作為一種歷史，它考察了自第三共和國到現(xiàn)在的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作為一種理論，它探討了作為"權力動物"的知識階層矛性的社會存在，他們?yōu)榱嗽诓煌慕?jīng)濟和技術環(huán)境中生存成功地調整自己及其利益;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具體分析，它透視了知識分子群體的內在結構，并具體解析了它與自己所服務或支持的那些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關系。[3]德布雷關心的是權力、體制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他對法國知識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憂心忡忡，因而極力主張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學(mediology)。

恰如他書名的三個概念所表征的，"教師、作家、名流"是法國知識分子發(fā)展的三個彼此有別的階段。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就是傳播、重復或改變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們控制著這些象征、符號和意義的系統(tǒng)。這類人包括教師、作家、政府決策人士、行政官員、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個基本的觀念，那就是知識分子不是一個內在團結一致的群體，他們總是處于彼此爭奪權力的斗爭之中。所以，他不同意一種常見的說法，即知識分子是邊緣化的角色。換言之，知識分子總是與權力錯綜糾結，這使我們想起了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論"，古德納的知識分子"新階級論"，以及種種其他相關理論，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傾向，那就是強調在現(xiàn)代社會中，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邊緣化的角色，而是中心角色。德布雷的發(fā)現(xiàn)異常獨特：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學為了掩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積極的政治力量，為了制造一個他們并不存在的幻象，必然會忽略他們。而那些宣稱邊緣化的具有某種顛覆作用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并不是什么激進主義者，到頭來他們不過是表面上所反對的那種霸權的奴仆而已。[4]從總體傾向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德布雷的知識分子理論是激進的甚至是悲觀主義的。

依據(jù)這樣的觀念，德布雷具體分析了法國知識分子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走過的三個階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階段是大學階段，即從1880年到1930年。在這個階段，大學作為主要的制度形式對知識分子具有重要作用。法國的大學與英美有所不同，在1871-1885年間，第三共和國所以使大學合法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大學作為一種對抗教會、捍衛(wèi)第三共和國的力量。這時的巴黎大學成為教會和拿破倫暴政的世俗避難者的活動場所，他們以各種學科的專家和教授的名義而得到保護。因此，大學本身也就成為吸納自由的、進步的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大學與資產(chǎn)階級現(xiàn)代國家的密切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知識分子與權力的復雜關系。另一方面，大學在資產(chǎn)階級國家合法化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實施某種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斷地生產(chǎn)出合法的文化價值，這些價值與大眾媒介所制約的大眾化和商品化價值是完全不同，因為它受制于某種資產(chǎn)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得體的(恰當?shù)?"文化價值和行為。大學和教授曾經(jīng)是集體記憶的貯存和價值與知識的象征。從這個階段的基本社會文化語境來看，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的典型形態(tài)，有兩個方面的功能：第一，與國家權威的聯(lián)系和糾結，他們最初是作為捍衛(wèi)第三共和國的社會力量和角色而出現(xiàn)的;第二，上述功能又是通過教師對特定文化價值的生產(chǎn)而實現(xiàn)的，即教師在那個時期乃是文化價值合法化的基本力量。他的這個分析與鮑曼關于知識分子曾經(jīng)扮演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析很接近。[5]不過我以為，德布雷的分析只關注到知識分子與權力關系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們與這一權力種種復雜的可能性，特別是教師作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們在官辦大學體制內也有多種角色的可能性。文化生產(chǎn)的合法化和公共領域(大學就是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的擴展，使得知識分子有較多的空間和余地來從事與國家和權威關系復雜的工作。這后一點對于我們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問題尤有啟發(fā)。

第二個階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這個階段對知識分子及其活動有重要影響的社會制度形式是出版社。1930年代以后，大學的重要性在降低了，出版社成為知識分子重要的言論陣地和庇護所，而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異軍突起。這一時期，法國許多著名的知識分子有許多都是作家，從薩特、波伏瓦、馬爾羅，到卡繆、羅布-格里耶、莫里亞克等，都是這種角色，他們組成了一個由作家和編輯這類知識分子的"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師成為知識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著出版社作為一種制度形式，開始發(fā)揮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時，這也意味著作家這種話語形式與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們的表達既不同于以前教會嚴格刻板的表達形式，又有別后來流行的大眾文化商業(yè)化和媚俗文風。作家知識分子與出版制度的關系，以及他們如何通過這個體制來獲得自己的權力和權威，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對于我們分析中國當前知識分子的問題也不失為一個獨特的視野。

第三階段是1968年以后，也就是現(xiàn)在流行的分期概念--后現(xiàn)代主義時期。"五月風暴"以后，知識分子的角色似乎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薩特式的參與性知識分子逐漸衰落了，恰如?？滤?，普遍知識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專業(yè)領域里的專業(yè)型知識分子。德布雷則認為，知識分子告別了出版社轉向了大眾媒介，成為電視、報紙、雜志、廣告等行業(yè)中的各種角色。在我們的一般理解中，出版社也應該是大眾媒介的一部分，但德布雷認為大眾媒介與60年代以前作家們所倚重的出版社是有根本區(qū)別的。這種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大眾化的和商業(yè)化的，而后者則維護著文化自身的合法化根據(jù)和"得體的"文

化價值。德布雷曾經(jīng)把知識分子與媒體的親近關系當作較高和較低的知識階層的一個標志：

允許區(qū)分較高和較低知識階層的界限是每個成員是否有能力接近大眾傳媒手段。這種能力決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上被決定的。它并不是僥幸的：它預感到各種嚴格的規(guī)則的遵從。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問題：它涉及到知識活動本身，以及其觀念的實現(xiàn)或未實現(xiàn)，這個觀念亦即一個人的活動通過作為影響策劃之象征傳播來影響他人。[6]

這就是說，知識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據(jù)他們與媒介接近程度來劃分的，這種接近也就是影響和權力的力量?；氐剿麑χR分子"去魅"的結論上來，德步雷實際上是主張，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重要功能就是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影響，而這種過程有賴于他們獲得或擴大影響的種種手段。媒介取代大學和出版社轉而成為文化和知識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說明了社會的巨大變遷。正像法蘭克福學派所持的立場一樣，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眾媒介是現(xiàn)代社會的象征權力，知識分子自60年代以來，離開了大學和出版社的依托，轉向大眾媒介，這無疑說明了大學和出版社作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同時，在他看來，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道義上的背叛。在此基礎上，他得出了一個更加偏激的結論：當代法國現(xiàn)代文化的墮落，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與媒介聯(lián)姻，他們已經(jīng)蛻變?yōu)?追逐名聲的動物"。假如說大學作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師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尚能為社會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話，那么，大眾媒介便消解了這種可能性。大學的衰落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其一，作為批判的人文學科的瓦解;其二，知識階層在另一霸權條件下重新組織起來。道理很簡單，大眾媒介所依循的是嚴格的"市場邏輯"，這必然使得民眾"同質化"，進而消滅了各種獨立的聲音和判斷。尤其是資本對知識階層的直接控制，最終將瓦解古典知識階層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學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滿足學生就業(yè)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開啟和誘導。[7]這個問題也是西方知識界晚近的熱門話題。知識的生產(chǎn)和學術的導向越來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財團、基金會、政府基金等外部資本的誘導和限制。哪種傳統(tǒng)的自由思想和個人興趣的研究日趨衰落。[8]在30年代到60年代間的法國，出版社是生產(chǎn)和編輯支配著流通，而出版社的衰落則是相反，流通壓倒了生產(chǎn)和編輯。這是文化貧困化的征兆。在德布雷看來，出版社所以衰落，原因在于它不再有一種在文學知識階層的"磁場"中極化可能性，因而出版社的游戲規(guī)則完全被媒介和流通的規(guī)則所取代。如果說出版社占支配地位的時期意味著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的交流是可能的話，那么，在大眾媒介占主導地位時期，出版社和學術都轉向屈從于市場法則和資本流通。"教師"和"作家"的衰落，則是"名流"的崛起。在德布雷看來，"名流"乃是知識分子追求"影響的權力"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只要看一看熱門的電視節(jié)目中頻頻出現(xiàn)的知識分子，暢銷書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學者，他們頻繁地出現(xiàn)在屏幕上，又不斷地被其他媒介反復提及和再現(xiàn)，于是，他們便獲得了向公眾談論公共事物的權力，并隨著出鏡率和收視率的上升，其權力、地位和商業(yè)價值也不斷上漲。就與媒體的關系而言，他們并不是把各種媒體合法化，而是相反，他們從媒體中獲得了自身合法化。當然，這個過程中他們本身也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媒體的合法化。這里，我們不禁想到了法國另一位學者布爾迪厄的看法，他在頗具爭議的《論電視》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識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謀關系。一方面，媒介為知識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資本提供了場所;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又利用媒體來提高媒體的收視率。其結果是雙方的互惠互利。電視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響，通過"評選最佳圖書"之類的節(jié)目的策劃和實施，來消解文學藝術自身的自律性和優(yōu)秀標準，進而以某種"象征暴力"手段來改變知識界或文藝界關于優(yōu)秀的標準，并使之適合于商業(yè)化的價值。[9]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確，在大學和出版社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時期，文化與知識的自身價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導時期，市場化價值取而代之。決定一個文本市場價值的是作者的形象和言說所提供的快感，而不是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快感。作品的價值被非作品的外在媒介價值所取代，經(jīng)濟的尺度決定著文化生產(chǎn)的整個過程。

依據(jù)德布雷的分析系統(tǒng)，我們可以歸納出藝術一些結論性的看法："教授、作家和名流"，這是法國知識分子的三種代表形態(tài)，它們與大學、出版社和大眾媒介這三種相繼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制度形式相對應。恰如美國學者波衛(wèi)所指出的那樣："由于他或她追求某種權力效果，所以，知識分子便生存于一種背叛的狀態(tài)之中。簡而言之，這是某種吸納、消耗和耗盡別人時間的權力。德布雷帶有格言式地寫道，知識分子并不是生來就是對人們言說的，而是生來聆聽的。結果是，知識分子轉向了技術的和文化的講臺，這就提供了大量的聽眾，正是他們的注意使得知識分子的存在變得正當了。"[10]

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個西方左派理論都無法避免的問題：那就是在媒介社會，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日漸衰微，人文學科逐漸喪失了作為批判思想源泉的地位，要么越來越趨向于學院化、專門化的技術性的操作，要么轉向嘩眾取寵的商業(yè)價值或市場交換邏輯。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與媒介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視角。當然，知識分子與媒介到底應有或者可能有什么樣的關系，在中國和法國不同的社會條件下，是否有差異，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那么，大眾媒介和知識分子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呢?換言之，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結盟會導致什么行為方式和后果呢?德布雷依然根據(jù)他對知識分子的基本界定--知識分子就是那些追逐權力或影響的人--來探討這種關系。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產(chǎn)品的價值都必須通過一定時間內的消費才得以實現(xiàn)，所以，知識分子的成功有賴于推銷他們的產(chǎn)品，進而使得更多的受眾認識和接受這些產(chǎn)品。所謂知識分子的成功也就轉而成為與媒體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體所獲得的文化資本的多寡。他們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們說了什么，更在于媒介把他們的形象推銷給了公眾。德布雷注意到，這樣一種文化生產(chǎn)必然引起殘酷的競爭，"媒介的內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個體，因而它毫無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個群體的團結。這種特性驅動了追求名聲的永恒戰(zhàn)爭，這便使知識分子陷入一個為了部分媒介而戰(zhàn)斗至死的命運。"[11]"為了影響民眾，首先必需能夠使自己被別人被聽見(或被看見)，這就意味著要使自己能夠接近那些帶有最佳受眾的場所和形式，其他事亦復如此。對人們’言說’的欲望是永恒的，公開演講有一個歷史，亦即不斷地回響的演講廳的歷史?！酵ㄟ^這種音響學，這類知識分子成為他們自己，并有權留在這個知識分子動物園里。"[12]

由此，德布雷得出了一個極端的結論，知識分子實際上并不存在，如果說存在的話，那么，這不過是說他們的形象和聲音存在于公眾之中而已。于是，各種通過媒介來獲取名聲和資本的方法，也就是確保知識分子存在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反對人民利益最危險的因素。[13]這種危險并不來自他們自己的自戀或追逐名聲，而是因為他們成了公眾的"思想公司"，成了耗盡公眾社會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們爭論和扼制他們想象"另類現(xiàn)實"能力的因素。知識分子關心的是如何在媒體上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形象，因而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自己社會關系的擴大再生產(chǎn)，而不是自由的文化價值的再生產(chǎn)。

毫無疑問，德布雷對知識分子"去魅式的"分析，揭橥了這種特殊的"動物"的某種本性。尤其是在媒介日益滲透進或越來越

控制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意識形態(tài)的條件下，知識分子所作所為的危險的可能性。倘使我們把這種分析與后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討論結合起來，把知識分子與媒介的關系，置于消費社會的語境之中，進而和符號、象征和意義的"商品式的"消費關聯(lián)起來，似乎可以透視到更多的意味和啟迪。較之于曾擔當?shù)懒x和社會良心的啟蒙知識分子，較之于啟迪民眾動員社會來反對封建社會的"啟蒙英雄"，與媒介結盟的知識分子恐怕真的是徹底變質了。

嗚呼哀哉，"知識分子"!

從德布雷的視角看中國知識分子問題

顯而易見，德布雷的知識分子論有明顯的悲觀主義傾向，他之所以對知識分子作出如此悲觀的判斷，和60年代以后法國特定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有關。盡管如此，他對知識分子去魅分析，對于那些知識分子的自戀神話不啻是一種"棒喝"。反觀中國知識分子問題，頗多啟迪。

從較為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在其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也可以區(qū)分出一些與法國知識分子不同但又相交叉的階段。既是說，德布雷以知識分子與制度的關系來考察其社會角色的發(fā)展演變，乃是一個十分獨特的視角。因為在相當程度上說，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及其角色的變化，始終與各種制度機構的形成密切相關。徐復觀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形態(tài)是"士"，其發(fā)展階段分先秦、秦至唐，以及唐至清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游士"和"養(yǎng)士"為代表，他們一開始就成為依附于統(tǒng)治集團的寄生階層;第二階段以"鄉(xiāng)舉里選"的形式(制度)為主，知識分子通過"清議"而進入政治體制，這是知識分子和政治關系最為合理的時期;第三階段出現(xiàn)了科舉制度，這徹底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功能，他們與社會的關系斷裂了，文字能力和德行脫節(jié)，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遂變成"垂餌"與"入彀"的關系。[14]徐復觀的歷史分析隱含著一個結論，那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從官學體制中出現(xiàn)。如果我們考察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那么，情況似乎有些不同，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雖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有聯(lián)系，但畢竟有許多差異，這是因為中國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實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在我看來，新的社會制度性機制，特別是大學、出版社、媒介或其他現(xiàn)代公共領域的形成，既是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產(chǎn)生的條件，又是他們賴以生存和活動的公共空間?；氐降虏祭椎姆治鱿到y(tǒng)，大學-出版社-大眾媒介，以及相應的教師-作家-名流三種知識分子角色，我們會有什么新的發(fā)現(xiàn)呢?

初略說來，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公共角色演變的歷史過程，大致可以區(qū)分為三個前后相繼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大學-出版社階段，時間上大約從1890年代到1930年代，相應的主導知識分子角色是教授-作家，這一時期知識分子活動的主要任務是確立新的知識制度形式，傳播新知、培育新人，塑造新的世界觀。這與法國知識分子的區(qū)分性的兩個階段有所不同，這也是中國特定的社會現(xiàn)實所決定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有一個不爭的事實，社會的轉變與引進和宣傳新知、新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盡管有人認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即"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傾向。[15]從19世紀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批新的知識分子，通過創(chuàng)建現(xiàn)代學堂和書局，來履行并塑造自己的特定角色。從康梁師徒、嚴復、譚嗣同，到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他們都和現(xiàn)代大學和出版社這樣的制度形式密切關聯(lián)。恰如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所說的，一方面是深感"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另一方面，銳意變革，積極參與"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16]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危機和轉變的艱難時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啟蒙者和新知傳播者，而這在相當程度上只有通過大學和書局這些現(xiàn)代體制來踐履自己的角色功能。于是，知識分子的角色責任與新學堂和書局的機能便不可避免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毫無疑問，這一時期的大學和書局一方面是新知生產(chǎn)和傳播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活動的基本場所。這與德布雷所分析的大學階段法國知識分子的功能基本一致。顯然，大學不但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活動空間和根據(jù)，而且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角色。[17]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后大學的基本功能是維護新的共和制，那么，中國現(xiàn)代大學甚至包括書局的基本功能，也在于在反帝、反封建，傳播"德先生"和"塞先生"的新觀念，進而促進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換言之，大學和出版社這些外來的新生事物，它不但使得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基本角色得以形成，而且為這些角色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并造就了一種集體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往往又和以系列現(xiàn)代性觀念(如科學、民主、民族國家、啟蒙、現(xiàn)代化等)糾結在一起。于是，在這一階段，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關于自身身份的想象基本形成了，那就是追求新知、新觀念，提倡科學民主，擔當社會變革的重任。我們看到，大學和書局在促進人們觀念和意識變化方面，的確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從舊文化向新文化的轉變，這類文化新體制起到了任何其他制度形式都無法取代的作用。也正是在這里，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這一時期的另一特色是文學救國論的理論和實踐。中國歷來有所謂文章乃"經(jīng)國之大業(yè)"的傳統(tǒng)，但是在向現(xiàn)代文化轉變過程中，這一傳統(tǒng)不但繼續(xù)光大，而且有了新的內涵。它同時與現(xiàn)代書局或出版業(yè)的制度形式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在傳統(tǒng)社會中，文學藝術服務于道德或宗教功能，現(xiàn)代性的分化過程導致了藝術與道德和宗教的分離，這就為它的自律發(fā)展提供了可能。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自由的獲得反過來又促使文人關注藝術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像魯迅這樣棄醫(yī)從文的人很有代表性。從黃遵憲的"詩界革命"，到梁啟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再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直至魯迅藉文學來進行國民性批判，都鮮明地反映出以審美促進社會變革的傾向。這和西方審美現(xiàn)代性對抗啟蒙現(xiàn)代性很是相近。[18]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出版對文學和文學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像大學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群體活動的公共空間一樣，現(xiàn)代出版體制的構型也同樣為知識分子的活動提供了可能。那一時期許多著名的文化人，一方面是作為大學體制中的教授;另一方面有往往是和書局有密切關聯(lián)的作家。倘使說德布雷區(qū)分了法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從教授到作家的轉變，大學的衰落而出版社興起的話，那么，以這樣的分析系統(tǒng)來看中國現(xiàn)代史，大學和書局是同時作用的，互相依存，并不存在一個由前者向后者的轉變過程。而現(xiàn)代知識分子則同時在這兩種制度形式中工作，也就形成了他們自身(同一性)的想象和體認。我以為，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中國正處于一個變化的時期，各種制度正在發(fā)展形成，因此給了知識分子較大的活動空間和話語的自由。但是正像我們前面所指出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現(xiàn)代制度形式總是這樣那樣地糾結在一起，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決定了后來知識分子的命運。因為知識分子與制度的關系是雙重的，一方面由于這些制度他們獲得了自身活動的空間和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又隨著制度形式本身的演變，他們所受到的限制約束也會越來越多，也越嚴厲。因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有所不同，如果說傳統(tǒng)知識分子還有較大的制度外活動空間的話，那么，隨著現(xiàn)代化的過程，亦即韋伯所說的合理化和科層化，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制度的聯(lián)系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無法想象的。

從30年代到70年代末，這將近半個世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大學和出版社制度性

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亦即知識生產(chǎn)暫時被排擠到一邊，而實踐性的活動則明顯上升，占據(jù)了主導地位。這主要是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抗戰(zhàn)的爆發(fā)，民族矛盾空間激化，第一階段知識分子的啟蒙的任務被救亡的主題所取代;第二，新中國的建立，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矛盾和壓力，迫使大學和出版社這樣的文化體制與政治權威結盟，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中介環(huán)節(jié)的功能基本喪失了，于是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知識生產(chǎn)者和傳播者的角色也就被剝奪了。他們轉而履行某種工具性的角色，成為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闡釋者和機件。在這個階段，知識分子的角色的轉變是耐人尋味的。我們知道，較之于西方知識分子，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歷來有重實踐(行)的傳統(tǒng)。這一方面是和中國文化的倫理性質有關，另一方面又和中國哲學思想中"即行即知"的傳統(tǒng)有密切聯(lián)系。余英時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在西方完全是近代的事，他們不同于古代的智者和教士，注重行動和實踐;而這在中國古代的"士"那里卻是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19]但從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發(fā)展來看，第一階段似乎較多地集中在文化建設上和話語生產(chǎn)上，知比行具有更重要的優(yōu)先性，因為觀念的改變是最為迫切的事。難怪林毓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總喜歡"借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然而，在第二階段，由于國內國外各種矛盾的激化，由于救亡的迫切性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顯得尤為重要，于是，種種外部的限制和制度扼制了知識分子的話語生產(chǎn)者和批判者的功能，進而轉向一種"雅各賓式的"角色。激進主義、工具主義和理想主義，一方面與民族的解放大業(yè)相纏繞，另一方面又和政黨國家的建立相糾結。早先知識分子所認同的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角色，逐漸消失殆盡。加上建國以后國家與社會同一，單位制度統(tǒng)轄了一切，國家作為政治權威高度地控制著所有精神和物質資源，大學也好，出版社也好，皆成為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環(huán)節(jié)，過去知識分子游刃有余的公共空間蕩然無存。在這個轉化過程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知識分子從知識生產(chǎn)者和傳播者，向政治權威的闡釋者和依附者角色的過渡。第一階段啟蒙的歷史責任被消解了，知識創(chuàng)造和觀念批判的功能被扼制了，盡管投身于社會運動并與大眾結合，但理論探索和知識創(chuàng)新的功能全然消失了。工具主義的實踐，以及政治的"偽學術化"，導致了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斷裂。假如說在第一階段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系的話，那么，在第二階段，這種緊張更加劇了;如果說第一階段是理論重于實踐的話，那么，在第二階段是實踐取代理論，運動取代了知識，工具主義取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很顯然，第二階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和限制，與德布雷的三階段理論幾乎沒有什么關系，它完全是中國社會獨特歷史的寫照。但如果從德布雷的觀點來看，可以說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身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可以視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發(fā)展歷程中的第三階段。德布雷所分析的大眾媒介的影響和名聲的誘惑，以及知識分子由自律的道德象征向追逐聲望的名流之轉變，在中國也作為一個嚴峻的問題而出現(xiàn)了。

在第三階段，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多重的，而他們關于自己身份的想象和認同卻明顯地發(fā)生的疑問。導致這些疑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上的寬松和松動(盡管時有反復)，為知識分子重新踐履角色提供了可能。最顯著的就是改革開放伊始，文學再度回到了社會文化的中心，尖銳的帶有批判反思的作品不斷地攪動著社會的神經(jīng)，作家一時間成為社會所矚目的人物和職業(yè)，頗有些五四遺風。從工具主義的實踐中擺脫出來，大學的重建和出版社的復興，為知識分子找到了實現(xiàn)角色責任和理想抱負的場所。公共空間的擴大，交談和探索的有限自由，使知識生產(chǎn)和傳播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格局之中。然而，這種知識分子與政治的"蜜月"關系很快消失了，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很快從中心轉向了邊緣。

轉向邊緣既是由多種外部原因造成的，也是由知識分子自身夸大了的想象所引起的。政治上的松動似乎給他們帶來了新的話語空間，但這并沒有讓其話語自由在形式上合法化。有限的話語權于是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幻覺消失的嚴峻體驗。再者，經(jīng)濟因素在社會甚至文化生活中重要性的迅速上升，尤其使那些總是幻想著擔當社會道義的理想知識分子角色的人逐漸地邊緣化了，過去作為話語生產(chǎn)者和傳播者，那怕是在工具主義時期，他們也還處在一種實際的或虛構的"中心"地位，比如文學可以啟蒙救國，抑或可以"顛覆社會主義"等等。但經(jīng)濟改革使得過去一向作為資源壟斷唯一力量的國家權威相對削弱了，商業(yè)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原則不再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或不合法化的了。改革既拓展了曾經(jīng)嚴密無隙的制度的縫間，為各種新的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又對向來以文化自律性而驕傲知識分子感到了新的限制和壓力。商業(yè)主義的交換原則對知識領域的全面滲透消解了文化的自律，于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化資本就成為對知識分子很有誘惑力的必爭資源。倘使說過去學人將知識與民族和國家的大業(yè)密切聯(lián)系起來的話，如今在消費主義和個人合理化的時代，知識與個人的名聲和利益的關系逐漸凸顯出來。恰如德布雷對知識分子本性一針見血的剖析：知識分子就是"追逐名聲的動物"。

經(jīng)濟的開放和觀念的更新，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活動規(guī)定了更多的合法性;過去是為知識而知識，或為民族和國家而追求知識，現(xiàn)在則可以為自己的名聲或文化資本的積累來追求知識。同時，經(jīng)濟的開放又對文化領域造成了新的壓力，假如說文學過去可以啟蒙和救國的話，那么，今天它則面臨著市場化和時尚的逼迫，名聲就是資本，就是暢銷，就是市場價值。過去無法用價值衡量的知識，如今則可以以各種方式轉化為資本、價值和名利。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覷。德布雷理論的一個重要參照作用就在這里。

當代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并不是指所有擁有知識的人都邊緣化了，在相當?shù)囊饬x上說，是一些具有理想知識分子想象和認同的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了。正像德布雷所強調的，知識分子并沒有邊緣化，或者，恰如古德納所言，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階級正在取代擁有財富資本的企業(yè)家，轉而成為擁有文化資本的新的領導階級。但是，一些仍然恪守那種"志于道"知識分子角色的文人學者，在知識分子本身的巨大分化面前，顯得頹唐無奈。技術型知識分子，甚至社會科學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經(jīng)濟巨大轉變面前如魚得水，惟獨那些津津樂道于思想建構、觀念批判和社會道義良知的文人學者，他們的聲音變得越來越無人理睬，他們的文化資本變得越來越貶值，他們所提倡的和關懷的東西變得不是有點迂腐，就是顯得過時。文學從"經(jīng)國之大業(yè)"蛻變?yōu)閱渭兊南?，啟蒙的偉大宏業(yè)無人問津，新時期文學的"轟動效應"逐漸被時尚和流行所取代。這種現(xiàn)狀無疑是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寫照。

邊緣化導致了文人學者的進一步分化：一些認退守在專業(yè)的狹小領域里志得意滿，關注于學術的技術性和工藝性層面，在職業(yè)化和制度化的局限中心安理得，將知識創(chuàng)新的沖動轉化為技術上的完滿和規(guī)范。另一些人則如德布雷說描述的，向媒介妥協(xié)，并依賴于媒介來獲得自己的文化資本，把學術和流行時尚混為一談，以大眾媒介的尺度和標準來侵蝕學術和藝術的自律準則，進而以"上鏡率"和"收視率"來獲得"功夫在詩外"的附加資本，并擾亂學術自身的游戲規(guī)則。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眾媒介有其自身的運作規(guī)則，這就是市場規(guī)則和商品化，而知識向媒介的傾斜實際上就是知識自身規(guī)則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則投降。所以，他認為，知識分子通過媒介

來增加名聲，就是蛻變?yōu)槊鞯谋厝贿^程。名聲作為一種商品和特殊的價值，在媒介時代不可避免地成為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追逐的目標。但是，德布雷的理論只說對了一半，面對媒介，知識分子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眾媒介，一方面受到市場化導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受到政治權威的制約，情況更為復雜。

第三種知識分子，亦即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仍然恪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判性的公共角色，但又對前兩種知識分子的角色轉變深感不滿，因而奮力抗爭著前兩種傾向：一是專業(yè)化的限制，他們極力想突破專業(yè)的局限，強調終極關懷，意欲從自己本學科的職業(yè)局限進入更加廣闊的人文社會領域;二是批判向媒介獻媚的知識分子，拒絕媒介對學術和文學藝術的滲透，堅持這些領域自身的標準和規(guī)則。然而這些做法雖然很激進很堅定，但在前兩種傾向廣泛滲透的條件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聲音顯得勢單力薄。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的討論正是這種現(xiàn)狀的反映?？磥?，在新的歷史境遇中，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角色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深刻轉變，德布雷的理論雖然給出了一個分析知識分子轉變的歷史和參照系，但他并沒有給出一個未來可能的答案。中國的社會文化境況與法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更加難以回答。我們雖然不必夸大知識分子自身角色的想象，但也不能忽略轉變了的社會現(xiàn)實，制度化和合理化日甚，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在具體領域里工作的專門家，誠如?？碌姆治?，"普遍知識分子"已經(jīng)消失，到處都是一些"專家型知識分子";或如利奧塔所說，伏爾泰、薩特式的知識分子已不復存在，各門學科的專門化使得學科間的可通約性喪失了，作為理想知識分子鐘情的"宏大敘事"日漸式微，流行的種種"小敘事"。中國的情況似乎也差不多，作為從事知識生產(chǎn)者和傳播者的知識分子，面對這種困境，該作何選擇?

這使我們不禁想起了魯迅的話：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準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本身--心身方面總是痛苦的。

注釋:

[1]薩義德：《知識分子論》，臺灣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頁。

[2]同[1]。

[3]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3.

[4]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29.

[5]鮑曼認為，在現(xiàn)代自產(chǎn)階級國家的形成時期，知識分子與國家有過某種互相依賴的關系。國家需要知識和教育來動員社會和民眾，于是知識分子在這個過程扮演了某種"立法者"的角色。但隨著現(xiàn)代自產(chǎn)階級國家漸臻成熟，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知識分子的增長，國家與知識分子的"蜜月"結束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導致了知識分子變成為次要的"解釋者"角色。詳見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6]同[4], p.32.

[7]Ibid, p.47.

[8]關于這個問題?？蓞⒁娯悹枴逗蠊I(yè)社會的來臨》等著作。

[9]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10]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3.

[11]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121.

[12]Ibid, p.128.

[13]Ibid, p.194.

[14]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湯學智等編：《臺港及海外學界論中國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88頁。

[15]林毓生認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主導傾向是："要振興腐敗沒落的中國，只能從徹底轉變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完全重建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著手。……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礎。"他把這種傾向描述為"唯智論"。

[16]《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頁。

[17]大學的功能是雙重的，既是知識分子角色賴以生存的基本領域，并給他們以自由，同時又是對他們加以限制的制度形式。但是，在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雛形時期，應該說限制相對較少。這與后來的大學制度化和專業(yè)化發(fā)展有很大不同。

[18]參見拙文《現(xiàn)代性的張力》，《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19]詳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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